《周易》的研究历经千年，中间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易学研究大家，其中就有班固和王弼，虽然两个人对《周易》的研究竟然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且并不是说王弼的研究室抄袭班固，只是王弼从另一种角度和途径研究的结果和班固不谋而合，课件周易的涵盖的道理真实可以包容宇宙万物。

王弼

至迟自南朝宋代，至宋明之间，王弼《周易注》一直立于学官，这一权威注释，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漫长时期《易》学的发展和演变，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漫长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关于王弼《易》学与程朱《易》学之关系的研究，可说是《易》学史研究的关键。过去，有些学者也承认朱熹源于程颐，程颐源于王弼，而一旦具体讨论时，王、程之间便掺入了儒道之争，程朱之间便掺入了象数义理之争，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于这样的缘故，学界对三家《易》学之差异性的讨论较多和较为具体，而对三家《易》学之共同点的陈述尚较少。余敦康先生曾指出，王、程《易》学相异的内容是价值取向，共通的内容是思维模式：“就其思维模式言，是对王弼所开创的义理派易学传统的直接的继承，但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则是与王弼以老庄解《易》的立场相对立，完全继承了儒学的传统。”

首先看王弼《易》学条例义理化的特点。关于《易》学的条例义理化，王葆玹先生指出，从刘歆到贾逵，再到西晋的杜预，古文经学有一个条例不断增多以至泛滥的历史。当其发展到三国时期，已呈现这样的趋向，即《春秋》左氏学的条例日益增多，扩充到古文的《易》学、《礼》学当中，从而使古文经学全面地条例化或义理化。这种学问兼有史学和哲学的性格，它忠实于经书的文字内容，从中归纳出许多律则和笔法，这从研究途径看是史学的，从研究结果看又是哲学的。至于经学当中诉之信仰的、近似于宗教的内容，都被这种诉之逻辑的条例义理之学掩盖了。当时，孙炎著有《周易例》，王肃可能也有《周易例》之作，王弼则撰写了《周易略例》。《周易略例》的写作，是王弼《易》学条理义理化最直接的标志。

现存《周易略例》篇章题目依次为《明彖》、《明爻通变》、《明卦适变通爻》、《明象》、《辨位》、《略例下》、《卦略》等，其中《略例下》是篇题，其余都是章名。原书应有《略例上》之篇题，今不存，当由残佚所致。《周易略例》是王弼为《周易》发凡起例而撰，其中《明彖》阐论“卦”之大义，《明爻通变》、《明卦适变通爻》阐论“爻”之大义，《辩位》阐论“位”之大义，《明象》阐论“象”之大义，《略例下》兼论以上诸义，《卦略》则举出若干实例，讲明诸义的具体运用，很象今日数学课当中的例题。

以《明彖》为例，可以大致得见《周易略例》条例义理之学的特点。《明彖》“统论一卦之体”，提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品制万变，宗主存焉”，意谓纷然杂陈的万事万物背后必有其简约规律和法则。相应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错综复杂关系的背后也必有某些简约的条例，把握了这些条例，就可以做到繁而不乱、变而不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提纲挈领地把握一卦之大义。在《明彖》中，脱胎于汉代象数学的卦主说被认为是关于“一卦之体”的条例之一而受到了特殊的重视，文中先是推出卦主条例，曰：“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然后指出卦主条例的两个主要原则，曰中位原则：“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曰多寡原则：“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根据这两个原则，一卦六爻当中，可能有某一爻成为全卦结构的重点，把握这一爻即可把握全卦的基本特征。《略例下》又补充说：“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故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故彖叙其应，虽危而亨也。”“凡彖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文中确定履卦六三爻、大有卦六五爻各为一卦之主，称履卦六三为“成卦之主”，大有卦九五为“主卦之主”。这样，合《明彖》和《略例下》，卦主条例中就包含有“中位原则”、“多寡原则”、“成卦之主”、“主卦之主”等名目。

王弼《周易注》大量应用了卦主条例，例如，观卦九五爻注云：“居于尊位，为观之主。”贲卦六五爻注云：“处得尊位，为饰之主，饰之盛者也。”剥卦六五爻注云：“处剥之时，居得尊位，为剥之主者也。”无妄卦九五爻注云：“居得尊位，为无妄之主者也。”大畜卦六五爻注云：“五处得尊位，为畜之主。”坎卦九五爻注云：“为坎之主。”恒卦六五爻注云：“居得尊位，为恒之主。”遁卦六二爻注云：“居内处中，为遁之主。”益卦九五爻注云：“得位履尊，为益之主者也。”夬卦九四爻注云：“五为夬主。”涣卦九五爻注云：“为涣之主。”节卦九五爻注云：“当位居中，为节之主。”未济卦六五爻注云：“以柔居尊，处文明之盛，为未济之主。”颐卦上九爻注云：“以阳处上，而履四阴，阴不能独为主，必宗于阳也。”蒙卦《彖传》注云：“二为众阴之主也。”蹇卦九三爻注云：“为下卦之主，是内之所恃也。”师卦九二爻注云：“承上之宠，为师之主。”晋卦六五爻注云：“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这些卦主，有些根据“中位原则”确定，有些根据“多寡原则”确定，有些则兼用“中位原则”和“多寡原则”确定。它们有些属于“成卦之主”，有些属于“主卦之主”，但更多的是兼两种身份于一体

班固

班固(A.D.32～A.D.92) 《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 《诗》分为四, 《易》有数家之传.(《儒林传》言:‘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焚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三月除挟书律，文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在位)始置博士，至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始置五经博士，到西汉末,《易》立于博士者有杨何、施雠、孟喜、梁丘贺及京房五家，而民间有费直、高相两家之学.关于西汉《易》学，《史记·儒林传》云：“言《易》自淄川田生，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汉书·儒林传》云田何(即淄川田生)授东武王同，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而王同授淄川杨何；又谓丁宽事田何后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而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均承丁宽弟子田王孙之传，惟又言梁丘贺从大中大夫京房(别于后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即梁丘贺之学，兼由（前）京房、田王孙分别溯杨何、王同并丁宽、周王孙而根在田何。汉武帝时立杨何为西汉第一位《易》学博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征为大中大夫。《汉书·艺文志》又云：“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