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周易可谓是渊源颇深，孔子曾在续传中为周易解经，“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也是孔子对周易的一种反思，从而以《周易》为形式建立起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之所以“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表明孔子把卜筮性质的《周易》转化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学性和科学性思想体系的努力，因此有“韦编三绝”之举。《帛书要》载：

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也。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请者也，故谓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百篇，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系一求之，所谓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注）

由上可知，孔子是以《周易》进行一以贯之的思想建构（《易道元贞》第184- 188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所谓一以贯之，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在思想上贯于历史，在逻辑上贯于《周易》，进而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一以贯之。所以，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性上理解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形式。

在孔子的思想中，通过“纲而纪之，统而理之”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范畴，即“中庸”。因此，反思“中庸”在孔子的思想理路中能否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不但是《周易》研究，也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对“中庸”的哲学概括，形成了流传至今的《中庸》，其凝聚了先秦儒学的哲学思想，是代表先秦儒学思想形式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借以反思孔子的一贯之道、反思《周易》思想形式的理论文献之一。

《中庸》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孔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

而孔子的“中庸”之论，在文献可上溯于《尚书》，《论语》中也有记载：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之论与古史统一。那么，在逻辑上能否“系一求之”于《周易》而使其思想一以贯之，则是《易》学与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所以，以目前的两个传本为依据，即以“通行本”和“帛本”为依据，反思《周易》的哲学思想，推定“一以贯之”的思想理路，是解决本文为“源头活水与正本清源”提出的三个问题的基本方法。

以上述思想理路对《易》学进行的反思表明，经过孔子序传解经之后形成的《周易》，由于“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经秦焚书之后，藏于民间的经书开始面世，而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别。当时的《易经》流派，立于学官的有施、孟、梁、京，为今文经，流传在民间的费氏《易》和高氏《易》，为古文经，由此表明汉代《易》学的歧出。在这种形势下，汉成帝“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汉书·楚元王传》）之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之手最终形成了我们见到的通行本《周易》。而《帛本周易》的出土表明，《帛本周易》是在汉初流传的本子，从其没有《彖传》、《象传》、《文言传》而有《要》篇而论，《帛本周易》早于通行本。由于孔子用了十数年的时间研究《周易》，修纂六经所用时间最长的即是《周易》，所以有“韦编三绝”之举，所以，《帛本周易》的内容表明，其不是最后的定本，而是处于“一绝”或“二绝”时的传本，其时孔子《周易》思想形式的基本理论架构已经完成，但还需为“於《易》也彬彬矣”而努力。经孔子“三绝”之后修纂的《周易》定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於《易》也彬彬矣’”进行推定，是包括“彖系象说卦文言”在内的传本。也就是说，司马迁所研习的《周易》，他认为是经过孔子修纂的传本，因而是包括了《彖传》、《系辞》、《象传》、《说卦》、《文言》在内的《周易》传本。而司马迁能有此辨，是因其时所见，有多种《周易》传本。为使《易》无大过，“於《易》也彬彬矣”表明了孔子研究《周易》的价值承诺。所以，孔子经过“韦编三绝”之后，却仍然想“假我数年”，以使“《易》也彬彬”，由此可知孔子所作的《彖传》、《系辞》、《象传》、《说卦》、《文言》是经过了较长时期而最终完善的，并不是一僦而就。所以，《帛本周易》不是最后的定本，自然也就没有《彖传》、《象传》、《文言传》。那么，为什么汉代的传世本中可能有《帛本周易》这一本子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时当孔子研究《周易》的“一绝”或“二绝”，其不可能不向弟子讲习《周易》，所以，《帛本周易》也就得以流传。

因此，由于汉代《周易》有多种传本，在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领校经书”之后，因其不懂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之道，因此也只能按照汉代《易》学的象数学理路来校定传本，通行本《周易》因此传世。《帛书周易》出土表明，经孔子“三绝”之后，必然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为司马迁所见到的《周易》传本。如果地不爱宝，将来的考古必能发现这个“一以贯之”的《周易》传本，这将是学界之幸事也。

《周易》及儒学研究表明，推定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是一个艰苦的学术建构，这需要对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刻理解。尤其对于“中庸”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解读，需要推定“中庸”一以贯之《周易》的思想原理。这需要与“中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而哲学方法论的建构，就当代学界的思维方式而言，由于已经步入了西化的理路，所以，只有透彻的理解西方，才能从本质上理解中国文化；只有深入到西方哲学之中并推定其不可克服的困难之后，再反思《周易》的哲学思想，才知其一以贯之的精要之所在。

所以，如果不了解西方文化，就不会了解中国。不从西方的哲学中领取内在，就不能正确的解读中国的哲学，当我们了解中国的周易思想之后，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哲人的伟大之处，我们应该感谢孔子，是孔子在中国文化前进的道路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因为周易思想哲学和孔子儒学是中国人对于人类的一种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