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预测功能，它是一种思想形式，它一向贯穿于哲学的思想体系中，由此它几千年来保证了它思想的逻辑性和它的正确性，对于这种思想的理解，决定他是否是一向独立贯穿的思想形式，然而我们不能不反思它思想的正确性。再者，我们以当代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周易》毫无疑问将步入当代哲学思想形式的逻辑预设，由此形成了对《周易》思想原理解读的最大困难。

之所以形成上述困难，产生于当代文化教育所灌输的、已经习以为常的哲学，──来源于哲学所建构的思维方式。当思维方式以当代文化教育的形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时，思想就停滞了。以当代教育潜移墨化所形成的世界观、思想方法进行思想，使对中国文化的所有反思出现非统一性。非统一性的出现，是思想方法弗能一以贯之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特色。正确的思想方法，是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一以贯之。西学东渐以来，我们所接受的思想方法是西化式的，而西化式思想方法的最大困难则是来源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非统一性。后现代主义以其“科学的终结”和“哲学的终结”的思想理路，表明了其对传统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试图走出思想误区的某种努力。然而，正象人不能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思想不能离开自己而思想。这一由主体性所决定的逻辑前题，使西方的思想和文化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

当在这样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中进行我们的思想时，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当代的《易》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展开的。解读《周易》的哲学思想是正确解读《周易》的前提，只有在哲学原理上解读《周易》，反思其思想体系的自恰性，才能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中正确推定其具有的思想及文化价值。然而，如上所论，我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以我们所接受的、已经习以为常的西化的思想方法在解读《周易》，而不是以《周易》自身的思想方法使其得到正确的解读。这是所谓现代性带来的困难。而潜在的困难还在于，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在对《周易》研究所形成的易学史中，历史与逻辑的非统一性在本质上形成了对《周易》思想价值的否定，因为孔子之后的易学史表明，后世学者对孔子序传解经形成的《易》学思想体系的解读，弗能实现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一以贯之而统绪无宗。我们看到，后世学者，对《周易》及源于《周易》的思想原理，都不能给出一以贯之的推定。显然，之所以形成易学史，是源于对《周易》的不同解释。《易》学问题表明，《易》道宏深，但《易》学却统绪无宗，《易》道失落从而使《易》学歧出，这为两千余年的易学史所证明。

把中国文化之道与易学之道统一而纂成《周易》，这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必然追根溯源到以“韦编三绝”而序传解经的孔子。易学之道和《周易》的思想形式为孔子所厘定，从而成为孔子思想的代表形式。自《周易》列为群经之首之后，《周易》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经中之经。由此称《周易》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在形式上有其必然性，然而，由源头所发生的问题，必然形成《易》学问题及由此产生中国文化的相关问题。因此，正本清源是《周易》研究乃至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以此为问题的逻辑进路，由《易》为思想源流，反思《易》学和易学之道，从而把《易》学和易学之道在逻辑中作出判释，走出易学史形成的误区，不但是《易》学研究之关健所在，更是正确认识孔子儒学、儒学之道及其中国文化的基本工作。

问题表明，由于失落了孔子的《易》学之道，后世之士疑《易》而释，即是疑于孔子，从而使《易》学步入汉宋后儒释《易》的误区，无论是“两派”还是“六宗”，甚或现代《易》学，均表明了这一点。

现代的《易》学研究表明，以西方的思想形式为架构对《周易》进行的解读，实质上是对《周易》的解构，从而面目全非。虽然在形式上使《周易》现代化了，但解构后的《周易》既不是《周易》自在的思想形式，也不是所谓现代化了的中国或西方的某种思想形式。因为解构后的《周易》不能在思想理路上自圆其说，所以，现代的《易》学研究，尤其以西方的思想形式对《周易》进行解构形成的那些东西，名曰融通，实为非中非西而不伦不类。这一问题的出现，产生于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异化。以《说卦传》为纲的《周易》思想原理表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原理使《周易》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其内化的哲学原理和逻辑架构是不能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解读的，因此《周易》不能对应于西方的任何一种思想原理，用西方化的思想原理解读《周易》，只能是对《周易》的异化。因此，《周易》就是《周易》，是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原理形成的中国文化经典。

所以，为了避免现代的西化式思想方法对《周易》的异化，避免以西化式的方法对《周易》产生的解构，笔者以“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反思，在推定了孔子以损益之道为基本原理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思想体系之后，从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外化，对易学之道豁然贯通，进而理解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