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始的儒家，尊崇先代的典籍为经以师弟形式相互授受，并逐渐整理发挥这些典籍之义理以成文、成书。《周易》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形成的。《易》有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作，就其成文年代，从战国早期至晚期的都有。要之，它们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之上来重新解释《易经》，以探究《易》之宗旨，发明儒家教义。这里有其一以贯之的地方，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以《系辞》为核心的阐述《易》理、发明道德的本体论与形而上的依据的哲学系统，我们称之为“生”的道德的本体论哲学。有人以为，《周易》是道家的著作，我想这一点不需太多的笔墨去争论，很明显，《周易》的核心内容是在谈论道德伦理，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如果从义理上的传承看来，《周易》的确受到了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一点勿庸讳言，但是，从儒学本身的传承上看，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它在儒学历史发展线索中清晰的地位。如前面我们所说的，孔子始，谈论儒者担荷斯文之道即人文精神的使命感，并逐步落实到“仁”的层面来说，但毕竟，孔子关于“性与天道”没有展开地去说。至子思之《中庸》已经尝试从天道的层面落实人性，“诚”就是天道性命的核心内涵。孟子则进一步把“仁”落实到内在的人性中，此内在情感、心性同时又是与天道、天命完全贯通的，可以说是张维人性以落实天道。《周易》则接续二者之路，进一步打通天人，落实“性与天道”，完成了一套以“生”为核心的道德的本体论哲学。

《易》本为卜筮之书，《周易》恰恰是在发挥其卜筮之原理中阐发儒家道德学说的本体论依据。换一种说法，就是《周易》认为，恰恰是《易》掌握了天道性命的普泛原理，故可以施之卜筮而以决人事之疑。《庄子·天下篇》这样说，“《易》以道阴阳”，阴阳之说确实是《周易》的根本原理，既以之解释卜筮，也以之阐述人性之依据，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拈出“阴阳”这一对简单的范畴，用以说明《易》卦的设置原理与天地之道是完全相通的，此即所谓易道。“阴阳”包括的含义非常丰富，比如“尊卑”、“卑高”、“贵贱”、“动静”、“刚柔”、“往来”、“屈伸”等等，都可以用阴阳的范畴来概括。这样一些富有辩证意味的范畴，正足以指示天地间丰富的、无穷的变化。重要的是，易“道”中除了变易的内容以外，尚有简易、不易的意义。如此看，方能反映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丰富的、特有的内涵。何以如此说呢？就是天地往来的复杂生成变化中，有非常简单、恒常不变的东西，即所谓简易、不易完全蕴含于变易之中，并非变化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不动的实体。落实到《周易》的本文上说，就是“生生之谓易”。所谓“一阴一阳”完全是一个动感的范畴，其意义就在于强调天地间生生不息的力量，舍此之外，无别所谓道。故此，《周易》又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生”并非如上帝创世那样一了百了，它完全是一个不断生化的过程，所谓“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继此“生”而有的，就是善，继此生而成的，就是性。这样，就为孟子所强调的性善论找到了本体论、形上学的依据，即天地万物的生生之道。不过，此依据绝非超绝的、外在的实体论的依据，天道流行完全是目的性、意向性的，此目的、意向指示“生”，最终指向人。其发动、流行是自然而然的，并无使之然者。故此，《周易》强调易道之“无思”、“无为”、“无方”、“无体”，即所谓“寂然不动”的。同时，又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感而遂通”的。这就象诗中吟唱的，“不知绿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道最终落实人身上，就是“仁”、“知”之德。《周易》强调“知”，与孟子不同的是，它更注重的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神知化”的“知”，而不是反身内求的“知”。其实，此“知”就是处身天地万物、大化流行中的人的一种体验，因性与命、天与人是完全贯通的，这种体验只是实现性命、天人合一的自觉。只有此时，人在天地间的自由与地位方完全凸现出来，所谓“大人”、“君子”的独立人格亦得以彰显，与天地并列而成“三才之道”。此自由、人格的实现可以予人以精神、境界上的受用，如乐天而知命的无忧无虑，所遇而安敦笃乎仁的爱心；同时亦可成就事功上的丰功伟绩，这也是《周易》的内圣外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