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头、中国古代的一部哲学专著，以其简单明了的象征性符号特征、朦胧幽深的神秘理论色彩、美妙空灵的艺术情境魅力，给予古今中外智者学人以无穷的遐思，也使他们激发出许多灵智的火花。儒、释、道各家各派都从自身特有的学术背景出发，自其中不断地发掘、摄取滋养自身学术生机的思想精华，从而衍生出对《周易》本体丰富多彩而又颇有差异矛盾的诠释、理解。     

 在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信息日益膨胀、社会张力木断增强的现时代，研习《周易》，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主体自我的境遇出发，以自由的心灵去体察，感悟、诠释、把握其精髓，从而努力求得转识成智的思维和创造的灵感，使自我不断地获得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情感的自得，实现自由德性的通达。      

正因如此，对于《周易》的现代研习者来说，如果能结合自我主体存在的情境，从现时代社会文化生态与《周易》的某些关联上、从《周易》之哲学元点上，摆脱文字层面的纠结，作更多的心灵自由的深思，体察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生机、发展机缘和社会生态，就必定会获益非浅。      

本人在对《周易》上经中的蒙卦进行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有所感触，产生了对蒙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尽管是很肤浅的，但对于我来说，却又是发自心灵的，是一种哲学自由沉思的尝试。在此作一个努力的表达，以求教于大家。      

“蒙”，坎下艮上，可以对其从物事人事上作动态和静态的分析，从时势经纬上去理解和把握。“蒙”的第一种意思是通“萌”，“童蒙”就是指万事万物之初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物要发而又未发，欲启而又未启。人作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也必有一个本初状态。因此，《周易》所说的“童蒙”，也就又可以具体用来观照人的本初状态。第二种意思是指人的无知无识、不明事理。是一种主体无觉醒意识、无明确目的的蒙蔽或“受”蒙蔽状态。第三种意思是指人对他人采取的某种野蛮或欺骗的行为。对于“蒙”之在人在物，如何以对，则可以有许多合乎个体情智和际遇的理解。    

 作为万事万物之初始状态的“蒙”，谓之日“童蒙”，《序卦》：“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第292页）”1实则是万事万物的初成之基，关系着其生存发展、兴衰成败。治物如果能明白事物初始豹情形，了悟其原初的事理，便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许多初生之事物，初生时其事理必然内隐，就其本身而言，它一方面还没有足够的表现能力，无法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得到充分的展现，还处一种萌动的、弱小的、含而未放的、甚至是与世奋力相争的阶段，需要人们关注它、认识它、理解它、引助它、启动它或有效地控制它、疏导它，从而使其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或能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正因为其将要萌发而又未达，因而，就像《彖》之所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第25页）”】，是事物需要“我”去引助、启动或去控制、疏导，而不是“我”执意要去求之动之；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在这个阶段上还很隐晦，没有充分展现，因而“我”可能对其的认识还处于初级的甚至是无知的层面上。既然“我”对其是无知的或认识不足的，对其存在之价值没有一个基本的觉悟或客观的评价，那么，即使其再美再好，“我”都必然不可能会对其孜孜以求。     

这里涉及到一个人对事对物之“童蒙”价值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现代人在面临诸多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的隐性、萌动、初始的事物的时候，往往对其缺知少觉，不明利害，容易忽略对其潜在的正负面价值的正确判断，因而不能很好地对其施以能动的影晌，也就很容易造成许多良机的丧失或形成某些灾难性的后果。如SARS病毒对人类的恶性的报复，其爆发的整个过程就将事物之“童蒙”对于人们的重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设若在这种病毒初发期间即其处“童蒙”之际，通过良好的发现机制发现它，并能有效地朝有利于人类的善性的方面引领它、控制它，那么，就不会造成如此多人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事万物之“童蒙”，即使虽非“我”求，但“我”却不能对其淡然漠然，而应该“志应”之。子L子主张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要穷物之理而获取知识以治物，也就含有对万事万物初成之基的穷而“格”之的深层意蕴。只可惜中国传统哲人并没有真正将这种格物精神凝注于对万事万物及其始基的更广更深的研究、探讨、认知和开发上，而大多只是将其囿于对义理、人伦等道德关系的探讨范围内。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调也更多的是强调天人合一，忽视主客二分及主体性原则，因而形成了较深厚的存在论根基，而认识论相对于以讲究主客二分、讲究主体性原则为主流的西方传统哲学来说却较为贫穷。这就是为什么在对万事万物的初成之基的追问、体察、开启方面，以至在科技发展上中国都明显缺乏西方的那种强势的重要原因乏一。虽然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尼采、狄尔泰、伯格森等人由于西方科学的发达和物质文明的昌盛达到极端而导致人的“物化”这样一些原因，起而反对主客二分，并反对与之相连的主体概念和主体性原则，对中国现代哲学有较为强烈的影响，但从中国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物质文明远未强盛的今天的实际出发，我们仍然要强调坚持主体性原则，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能动作用，要强调对事物及事物之“童蒙”的主体性认知，从而能够正确地判断其正负面价值，以明其“蒙”之义使之归于理，以求其“蒙”之用使之抵于成。而不能盲目地苟同于西方。 

人是万物之灵，是一种特殊的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就其具体性和现实性上来说，它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类群的人，其“童蒙”时期如何，这不是在此要重点讨论和思考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人是客观世界的实体存在，对其“童蒙”状态的认识把握、对其发展的引助、启动，对其潜在能力的开发、挖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不得不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的“童蒙”状态都进行了探讨。并且在如何对待人之“童蒙”上，也各有自己的教育主张。西方传统哲学家较注重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考察人之“童蒙”。如洛克著名的“白板学说”，就包含了他从认识论意义上对人的“童蒙”状态的认知。在他看来，人之初，就如同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和能力，都须得从后天来摄取。而中国传统哲学家则较注重从道德意义上、从人性上来考察人的“童蒙”。有的人认为人之初，其性本善，有的人认为其性本恶，有的人认为其性本善本恶，而有的人则认为其性本无善无恶。子L子特别注意考察人的“童蒙”，重视启蒙教育，认为人非生而知之，人之初，性相近，作为教育者，要善于通过教化，使之能做到学而时习之。他还提出了有教无类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启蒙教育思想观愈和治学方法。这在当时奴隶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彖>是否为孑L子所作，学术界说法不一，但至少在其中必定有子L子的思想。而在《彖》中，就有推崇启蒙教育的明确提法，即：“蒙以养正，圣功也”（第25页）…。集太谷学派易学之大成的刘大绅在<贞观学易》中就这种圣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蒙未启之前，无所谓邪正美恶也，邪正美恶皆视养之者如何耳，故虽蒙，而可以为圣为贤者，皆养之以正也，故为圣功也。”（第315 - 316页）雎1这就把开启“童蒙”的启蒙教育，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被称为中国“蒙学”之冠的《三字经》，可以说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它不仅强化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伦理道德理念，甚至还通过教化劝导的方式，提出诸如子不教，父之过之类的追责条款，极力使人们明确自身所应负有的启蒙教育的责任。    

 从人之“童蒙”这一特殊实体出发，我们又可以对蒙卦中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第25页）…作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解，即：处于“童蒙”中的人，欲去昧求明，就需要受到来自于“我”的教育、帮助，而不是“我”好为人师，要去求而教之。这里的“我”泛指教育者、启蒙人，在此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师道尊严这样一种典型的教育伦理道德观念。它从单向上明确地强调了“童蒙”者对“我”之需要，强调了“我”之上位，而没有从“我”的角度作相应的要求。并强调日：“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第25页）”1本指以筮法请教疑惑，其中包含了初次祈问施以教诲，接二连三地滥问是渎乱学务，渎乱就不予施教。从这一观念上，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中国传统主流哲学忽略人之主体性的渊源。《彖》之作者在这一点上虽然有所圆融，认为二者应是“志应”即志趣相合的关系，但总体上还是认同这种教者上位之观念的。站在现代教育的基点上来看教与学的师生关系，则应在传承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童蒙”之主体性的挥发。一些学校提出的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也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下，“以生为本”，提升学生主体地位的一种现代教育理念。     

人之“童蒙”教育的内容方法、目标模式、物质条件、科学水平、文化背景、生态环境等等如何，直接关系到个体素质的提升、关系到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积聚。中国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在大范围内扫除7文盲，这可以说是对世界教育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也大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实力。中国当代伟人们也都从各自的环境条件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教育发展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战略目标。这些对我国的启蒙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上，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就及时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在当今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教育时空中，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逻辑严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这一奇妙科学的构想，契合时宜，全面地适应了中国教育从基础的“童蒙”发展阶段向更高层次飞跃的全新要求，高度概括了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一切方面，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全新境界。第一，三个面向，从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现代化。新时期向我国教育发展提出的一个最突出的要求，就是教育必     

须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服务。实际上，毛泽东很早提出了教育要为经济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一系列科学的教育发展原则，但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在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童蒙”阶段，他还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从现代化这一更高层次提出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教育也必须适时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化。邓小平正是着眼于时代，及时把人才培养的目标界定到“面向现代化”这一更高的战略层次上，使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在新的时期得到了升华。站在这个高度，就能提高人才的质量规格，同时，又由于其以现代化实际要求为依据的，因而还能够避免教育发展的盲目性，增强教育的效益，第二，三个面向，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实际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当今的国际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与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在逐步增大，中国许多企业和有识之士也都纷纷加入到了国际竞争的行列。然而，中国跨国人才却是十分短缺的，一些企业由于没有自己的踌国人才储备，迟迟走不出国门，结果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邓小平正是从中国国际化发展的高度透视到这一急迫的需要，把人才培养的目标延伸定位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上。只有在这样广阔的空间，教育发展才能够扩充更为丰富的内容。第三，三个面向，从未来社会发展的大势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世纪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整个国家民族的潜在能力得到全面的开发，就必须从时间的维度上来把握教育，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大势的新世纪的人才。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人才培养目标界定到面向未来上。而只有着眼未来，教育发展才能够增加更多先进的理念。邓小平这一教育发展的人才目标模式，如今已深入人心，在中国教育的各个层面上都得到了贯彻。而这种贯彻要达到最佳的效果，恐怕首要的还是得从娃娃抓起，因为，如果“童蒙”问题解决得好，一个人的初始之基打得扎实，后面其他时段教育的收获就会更加丰实。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尊重客观规律，讲究方式方法，是实施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 件。许多学校、家长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应试教育的做法，违背了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基本的教育规律，往往反而会无助于“童豢”潜存能力的合理开发，特别是容易扼杀、泯灭“童蒙”者的创造天性，形成启蒙教育效益偏低的社会硬伤。正因如此，目前在我国，加速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进程，应是启蒙教育合理发展的重中之重。     

人之“蒙”，从逻辑上看，其内容必然包含人的“童蒙”。在此还有必要再从更普遍意义上对其加以考察。按照周振甫的注释：“蒙：指蒙昧，不明事理。”（第25页）”1对于“蒙”的这一含义，中西方哲学都有广泛的探讨。大体上，这种探讨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从本体论上认识“蒙”。“蒙”的状态、形成机制、发展规律等都是被研究讨论的内容。二是从方法论上探索去蒙求明的途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在对光与影深邃的哲学沉思中来体察人的这种状态的。他用其著名的洞穴之喻，来描述人的无知和蒙昧。认为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就像被困在洞穴里的人，只能见到从他背后映照到面前洞壁上的反影，而见不到洞穴外明亮的太阳。他所说的太阳，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理念的智慧之光。人们要解除无知、蒙昧，就必须走出自己的洞穴，去追寻和秉承这种真正的智慧之光。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释、道都对人之“蒙”进行了解析。苟子追究人之“蒙”产生的原因，认为，“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龀心术之公患也。”（第259页，《解蔽》篇）【31认为世人的蒙昧，都是因为客观上有古今、远近、利害、成败等差异，因而容易使人只见一面，而不见另一面，主观上又往往受私意、偏爱左右，因而有限、相对的精神主体多有所蔽，人要求明，就必须解蔽。怎样解蔽，儒家大多是从立的方面入手的，苟子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第91页，《儒效》篇）[31强调通过积累，扩充善的过程，提高认识，培养德性，以达到“天地官而万物役”（第207页，《天论》篇）[31的境界。孟子讲，要尽心知性知天，扩充善端，配义以道，以养浩然之气。而道家则强调破，老子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1这里所说的损，就是要破。庄子言心斋、坐忘，以为只有破除人为其所蒙蔽的那些知识经验，破相对、有限，才能超名言之域，从而也 

从破入手解蔽。佛家谓众人是佛，只是尘世之人，为情为物所累，其心为其欲所蔽，以至蒙昧，要见性成佛，就必须定慧双修，求清求静求放心，方可去蒙，臻于佛境。因此，他们实际上也是从破的角度来强调去蒙求通的。冯契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也就人们往往困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这样的“蒙”态提出了自己的解蔽主张，认为要打破一曲之蔽，就要“使心灵‘虚一而静’（《苟子解蔽》），用辨合、符验的方法进行分析、批判，这样是可以把握客观的全面的真理的。”（第443 - 444页）[51并认为，人只有通过凝道成德、显性成道才能达到转识成智的目的。     

必须看到的是，人之“蒙”，是人作为主体先天或后天尘蔽的状态，对于人这一主体来说，他对“蒙”的形成，并不能主观地选择或拒绝，而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来讲，作为与无限多样的客观世界对立的主体，每一个人都实际地处于对无限多样的事理蒙昧无知的状态之中。客观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决定了人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广泛意义的“蒙”。如果说人要解蔽，也只能在人生存的有限时空范围内、在一定分寸上解蔽，而这种解蔽不过是对浩然世界极其渺小的细节的明了。正像酉方古哲所认为的那样，人越有知，就越知自己之无知。人不可能主观地控制和左右自我之“蒙”而做到全知全能，然而又不得不去求知求能，这是伴随人生命全过程的无解悖论。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因为自己不能全知全能而焦虑、烦恼，他完全有理由更为乐观、旷达；人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无能而自足自得，他同样没有理由不为求知求能而更为勤谨进取，因为就像《周易》“蒙”的六四爻所说，“困蒙，吝”（第26页）…，即困于蒙昧，是不利的。四     

“蒙”作为人的我在对他在的指向性行为，是指人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主体性行为，可作为“蒙”的另类含义来考究。在这个意义上，“蒙”往往与人的我在对他在的野蛮、欺骗等不良恶行联系在一起。《蒙》的上九爻日：“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第25页）”1这里言说“蒙”，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人对他人、他国的一种野蛮恶行。因而，对人的这种“蒙”，要击而去之。一般的方式是要通过育德、坐忘、法治等来消除它，而极端的方式则是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象》日：“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第26页）…山下出泉水，是蒙卦，君子以果敢的行为来培育人的品德。这就是要求以育德的方式来除去这种人“蒙”的恶行。儒家从入廿的角度劝告人们要通过内省、修身等方法消除人之“蒙”的恶行，从而使其达到致良知以至内圣外王的目的。道家从出世的角度导引人们物我两忘，以此消弭人之“蒙”的恶行。法家则主张运用法治，采取法制、刑罚等手段限制人之“蒙”的恶行。这些方法，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消解人之“蒙”的恶行。而通过战争击“蒙”，则很可能会陷入以“蒙”制“蒙”的困境之中。因而《蒙》的上九爻认为，攻击蒙昧，作为侵略是不利的，作为抵抗侵略是有利的，因而实际上是反对通过战争来消灭蒙昧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里较西方人来说，少了许多攻击性，也许可以从这里寻找到一些渊源。从当今的世界来看，恐怖主义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毒瘤，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文明与安全，可以说是人之“蒙”的恶行最集中的体现。但是，即使对待这种恶行，以战争来解决，也不能不慎重。美国的反恐战争，也可以说，事实上已陷入到了以“蒙”制“蒙”的险恶境地。    

 对“蒙”的这些感悟，只是截取《周易》“蒙”几个细节，从与现代社会的关联点上作了一些考量，而没有对“蒙”的全部去作整体的把握。在现代学习型社会的建构中，我想这种思考也许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