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雄居诸经之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影响深人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品格。冯友兰先生曾说，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现象学。①三千多年的易学文化发展史，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缩影。２０世纪的易学处于中西古今之争的巨大漩涡中，在中华文化发生整体性变革的时代，它自身也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对２０世纪的易学研究作一番回顾与总结，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学者们打破两千多年的传统易学研究模式，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易学展开了全新的研究；二是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易学考古资料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也解决了易学史上许多长期悬疑的问题。

    第一，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带来了历史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人们打破了古代易学“象数”“义理”、“汉学”“宋学”以及《易》的“经”与“纬”的研究范式，开辟出“《周易》经传研究”、“《周易》哲学研究”、“《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易学史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尤以在“《周易》经传研究”方面，以活跃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的古史辨派，最具代表性。他们除去蒙在《周易》上的神圣光环，将其视之为古籍文献之一，从性质、年代、作者、起源等问题上进行客观的研究。新的历史观念下的《周易》经传研究，成了２０世纪前半叶易学研究的核心。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钱穆、屈万里、李镜池等对《周易》经传作者及成书年代、性质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与讨论。其中杰出者如顾颉刚利用殷墟甲骨ｂ辞等出土资料，证明了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基本上是在西周初叶，其后的诸多研究也多是为这一观点作补充或发展，终不能超过或推翻它。“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批学者开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研究《周易》，其中如郭沫若，虽然和古史辨派～样都将《周易》古经视作历史史料（就时间来说，郭氏关于《周易》中殷周史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要早于顾氏），但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示了殷周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精神生产状况。这些关于《周易》古史的研究，虽然有些论述不够严谨，推断过当，但是却为易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论域，既大大推进了早期易学的研究，也拓展了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而与《周易》古史研究同时，以于省吾、江绍原、闻一多、高亨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展开了对《周易》经文本身的研究。这些研究不再如古人那样把《周易》古经当作圣经宝典，而是认为其中既没有精微渊深的玄理，也没有进德修业的道德说教，卦爻辞都是ｂ筮的记录，因此重点就在于揭示卦爻辞作为ｂ辞的真实含义，古代易学的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研究路数都被否定掉了。这些研究虽然在今天看来从基本观念到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商榷甚至错误的地方，但在当时都是颇具革命性的，冲破了传统易学经文研究的藩篱，创立了《周易》古经研究的新范式。以上所述既是２０世纪前半叶易学研究的最为突出之处，也是整个２０世纪《周易》古经研究的最大亮点。这些前辈们的研《易》文字，就我们所能见到的皆已收入本论文集中，此不细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探索中，由于当时所见资料的限制，对《易传》十篇的成书年代多数学者基本界定在战国时期。正如吴怀祺先生在《周易研究八十年》中总结近八十年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说：“《易传》写成时间，各家说法更多，《十翼》中各部分写作先后的顺序及写作年代，同样众说纷纭，一般说，《易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①这是现代多数学者的见解。我原先也认为《易传》主要篇章成书于战国中期，但是随着近年来马王堆帛书《易传》研究的深入，这一说法恐怕将成为问题，对此下文将有探讨，兹不赘述。

    《周易》一书最不同于其他经典之处在于它的象数系统。“象数”一诚最早恐见之于《左传》僖公十五年：“及惠公在秦，日：‘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日：‘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杜预注云：“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左传正义》释此日：“ｂ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为卦，是蓍以阴阳蓍策之数而告人也。”因“《易》为筮ｂ之书”（《汉书・儒①吴怀祺《周易研究八十年》，载《周易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林传》语），故“象数”之本义应出自卜筮。《系辞》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周易》“义理”的出现，正是伴随着“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而产生的。清人魏荔彤在《大易通解》中说：“《易》之义理本自象数出，未有系辞以前为无文字之《易》，则义理为体也，象数为用也；既有系辞以后，象数反为体，义理因辞而著，又为用矣。”此段文字是对《系辞》之“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的最好解释。《周易》古经由“象数”’而产生“义理”，“义理”又经传说中孔子所作的《易传》而大大扩展了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正是由此根源，历代学者治《易》均不出象数与义理两种路数。
上面我们提到２０世纪《周易》经传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象数与义理的分派，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易学研究中象数与义理的研究就被否弃掉了。任何一门学术的研究都必须在历史传统中滋长，传统易学的象数与义理研究在新时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就２０世纪的象数易学研究来说，既有新的研究领域的创造，也有继承传统的精深研究。２０世纪的前期，真正精通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象数学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翊灼等人，尚秉和的《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徐昂的《京氏易传笺》《周易虞氏学》，李翊灼的《周易虞氏义笺订》，都是继清代乾嘉朴学大师之后最重要的汉易研究力作。另外，还有一位易学大家，那就是能将易学、道学、佛学与儒学圆融一体，主张象数义理并重的马一浮先生，其主要著作有《易教》上下与《观象卮言》，二文皆收在《马一浮集》第一册中。因为这些都属于专著或书中的某一章节，故不在本论文集的收录范围之内。但这些大家对２０世纪易学研究的贡献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沈瓞民对卦变说、互体说等象数学的义例源流有详细辨析。屈万里先生发表的《先秦汉魏易例述评》对区分晚周与汉易体例有着重要价值。建国后，易学研究一直处于低潮，中国大陆的象数易学研究一度中断。直到８０年代中期，我在拙作《周易概论》一书中才开始正面肯定传统的象数易学。１９８４年，萧篷父先生筹划召开了首届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１９８７年，本人筹划召开了大陆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有６个国家的２００多名代表参加此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可谓盛况空前，正是这次大会因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将国内的易学研究推向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１９８８年，我们又组建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致力于传统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的研究工作，同年，创办了易学研究核心期刊《周易研究》，从而五经四书中有了唯一正式的研究专刊。二十余年来，正是凭借此一阵地，学者们奇文共赏、异义相析，纷纷著文以阐学见，大大推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山大周易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三辑《象数易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象数易学研究论文，并出版了多部象数易学研究专著。经过本中心和学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传统象数易学的研究终于又得以恢复，并不断推向深人。与此同时，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从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学，成为了２０世纪易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易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是用现代科学理论和观念，去解读阐发易学象数学的内容，如莱布尼兹二进制与先天图的关系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易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乃是在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新的象数易学形式，或者说是传统象数易学在现代的变种。这其中既涉及到《周易》象数模式和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也涉及到用现代科技理论来解读《周易》象数模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杭辛斋、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刘子华等在《易》与自然科学领域已经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热、《周易》热的兴起，科学易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流于牵强附会，因而很快也就偃旗息鼓了。到了９０年代，陆续有学者对此加以反思，《周易》对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天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而象数易学与现代科学的挂钩则尚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

    传统易学义理的研究，在２０世纪因为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兴起，也相应的转变为“易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自２０世纪初零星开始，到６０年代开始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来解读《周易》经传的思想，在《易经》反映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也涉及到了《周易》研究方法的问题，冯友兰、任继愈、李景春、王明、方蠡、李镜池、沈瓞民等学者都参加了这场关于易学研究的大万方数据    ５讨论。但是这些研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大多脱离了易学的历史脉络，以贴标签的方式，用唯物唯心的框框硬去圈定材料，可以说并没有解凑出易哲学的要妙所在。但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的《乾坤衍》，此书虽然某些观点颇值得商榷，但其所阐发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卓异慧见，则是人所公认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过去那种陷于唯物唯心之囹圄的研究状况逐步得以改善，易哲学的研究开始走向深人，主要表现为两大问题的探索。其一，是对《易经》起源——ｂ筮功能的哲学反思。其二，是对《周易》经传所蕴含的价值选择及宇宙意识进行探讨。就第一个问题，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共时性原理”来解释ｂ筮为何有某种预见性的原因，成中英则提出《易》卜筮的合理性，在于作《易》之初所凝聚的“易的经验”。而第二个问题，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渊雷、熊十力相继阐发了《周易》“生生之德”的问题。其后，一代诗哲方东美也建构了以大易“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９０年代以来，生态学、生命伦理学等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于是学界关于易学生命哲学、易学生态哲学的研究也变得多了起来。可以说这些易哲学的研究完全超出了古代义理学的问题视域，乃是现代意识下的易哲学的新进展，当然这些研究很多不够深入，有些涉及中西比较的问题还停留在表面。尤为重要的是，今本《系辞》之“生生之谓易”，马王堆帛书本作“生之谓马（易）”，而两者在哲学内涵上有着极大不同，故《周易》以“生”为妙谛的宇宙人生哲学系统，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与易哲学研究相关的是易学史研究。上文谈到的象数学研究和义理学研究的很多内容也都是易学史研究的领域，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代学科划分的问题，大陆进行易学研究的学者主要都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员，而台湾地区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多在各大学的中文系，这使得大陆易学史的研究乃至整个易学的研究笼罩在哲学的视野之下，这一方面深入了我们对传统易学思想及其演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易学作为经学的许多值得研究的领域。我们认为从两汉至明清《周易》一直是五经之首，因而易学史的研究必须是经学视野下的易学史的研究，必须将易学置于传统经学的学术品格和发展脉络之中，才能充分发掘易学的精神文化内涵，照见易学在传统文化演进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限制于对易学概念内涵及其嬗变的分析。正如朱熹所云：“《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①我相信作为经学的易学史，必将能够推进和深化经学研究的整体进步。行文至此，我们发现本文开头所说的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２０世纪初至４０年代，易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和课题，形成易学西学化的研究范式，然而在经历一个多甲子之后，随着最近综合国力的强盛，人们在文化上又出现了向传统复归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西方式的思维模式和学科建构也开始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的一种障碍了，这不正是《周易》之剥复、否泰运程机制的生动体现吗！

    第二，２０世纪易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一大批考古易学文献的出土。这一百年来出土的易学文献目前已基本整理完成的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１９７３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和《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传文；二是１９７７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周易》；三是１９７８年湖北江陵天星观出土的战国竹简“卜筮记录”；四是１９９３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五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进的战国楚竹书《周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数字卦的研究，成为《周易》研究之热点ｉ７数字卦的研究源于甲骨、金文、陶文中由数字组成的奇字。１９５６年，李学勤第一次把这种奇字与《周易》的筮数联系在一起。１９７８年张政娘在长春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具体地运用《系辞》中的揲蓍法来解释周原新出土甲骨上的记数符号，确认它们是筮数。这为数字卦的研究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其后许多学者参与了数字卦的研究与讨论，一直到今天，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不可否认，数字卦已经成为易学研究中不可忽①朱燕《晦庵集・易象说》卷六十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视的重要问题。马王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在１９８４年公布以后，帛书《周易》研究开始成为易学研究的新热点，张政娘、饶宗颐、于豪亮、韩仲民、李学勤、张立文、刘大钧等学者先后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而帛书《易传》的释文直到９０年代中期才先后发表，一经公布，便在学界引起一股研究热潮，随即涌现一大批研究成果，涉及到帛书《易传》的成书年代、学派归属、章句训释、象数理论及其所反映的早期易学发展面貌等诸多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帛书《易传》作为出土易学资料，不仅能够解决许多学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能够极大地推动早期易学的研究走向深人，展示早期易学的丰富样貌和广阔的哲学文化内涵。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帛书《易传》研究的重大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以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出土面世，最大价值在于：它为研究失传已一千多年的西汉今文经学提供了一份未经后人改动的宝贵文献资料。该资料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所提供的战国古文《易》互相印证，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汉代今文《易》和先秦古文《易》的原貌，大大拓展了人们经学研究的视野。故而我将这些考古发现称之为易学研究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譬如，帛书《易传》在探索孑Ｌ子与易学的关系问题及《易传》的完备成书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孑Ｌ子与《易》的关系，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往往引《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依据，来论证孔子曾经学《易》。但也有不少人举出《经典释文》记载的《鲁论》中“易”作“亦”的说法，又将句读稍作变动，于是孔子的这句话就变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先儒如欧阳修、赵汝襟、姚际恒、崔述等对孔子是否作《易传》或者《易传》中某些篇章是否为孑Ｌ子所作，早就抱有怀疑态度，近代以来疑古风潮涌起，一些疑商过勇者纷纷以此为据，否定《易》与孔子的关系。可见，孔子是否作《易传》乃是古今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但上世纪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其《要》篇详细记载了孔子与弟子论《易》的内容，人们由此看到孑Ｌ子确与《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已不容置疑。尤为重要的是，帛书《要》篇记录了孔子对《周易》占筮的态度和他研《易》的内容，虽然《要》篇后来失传了，但是孔子在这篇文字中为易学奠定了研究基调，这对后人治《易》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要》篇云：

    子曰：《易》，我后亓祝Ｉ、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

    行之耳。赞而不迭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

    非也。后事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

    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①

    在这段文字里，孔子提出了“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显然他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并提出了“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的研《易》方法。“幽赞而达乎数”，即是《说卦》之“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明数而达乎德”，即是《说卦》之“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综观孔子在《要》篇中提出的研《易》新宗旨，也就是《说卦》所云“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于是孔子担心：“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其“或以《易》乎”之疑，疑在何处？孔子之研《易》，尤其是在“筮”上，其态度与方法都与“史巫之筮”不同，“吾求其德而已”，孔子研《易》把德放在首位。他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这与《论语》中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是一致的。《说卦》中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文言》中两处强调的“进德修业”，以及《彖传》《象传》《系辞》中以“求德”为宗旨的文字，也正是孔子对《易》的核心价值由“史巫之筮”向“观亓德义”转移与改造的具体展现。对这种研《易》新旨，孔予也感到有所不安，亦恐遭到后世的非议。“后事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就是此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但这种将“筮”与“德”结合在一起的解《易》方法，绝非孔子的发明，在他以前就有这样的先例了。

   ①廖名舂《ｍ书（周易）沦集》．．卜．海．－｝：海ｉ叶籍ｍ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８９页。

  万方数据    ７《左传》襄公九年穆姜释随卦日：“是于《周易》日：‘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这段以德论占的文字，与帛书《要》中所记孔子论《易》之旨相合。且穆姜所言“元亨利贞”四德的内容，与《文言》对此四字的解释基本相同，可证孔子对穆姜此释的高度重视。这种德性优先的精神，在《周易》卦爻辞中亦有阐发，如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既济卦九五爻辞“东临杀牛，不如西邻之檎祭，实受其福”等，都是这种尚德思想的反映。

    而真正系统地体现阐发“观亓德义”的文字，应当是传说为孔子所撰的《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文字。这些文字传至汉代，凭借孔子之名，成为了《周易》古经的权威性解释，称为“十翼”。至此，《易》的研究基本上脱离了卜筮，而多以“吾求其德”的人事说之了。

    孔子虽日“吾求其德”，但仍主张“幽赞而达乎数”，而且因为“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故于“史巫之筮”的研究，虽然“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但还是“与史巫同涂而殊归”。正是由于其“归”虽殊，其“涂（途）”却同，故在今本“十翼”与帛书《易传》诸篇文字中都保存了对“筮”的肯定，其中最为清楚明白的文字，则是帛书《要》中的如下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剐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日：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日：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这就是《系辞》为什么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的原因。《系辞》、《说卦》及《象》文中多有议论“筮”进而肯定“筮”的文字，其源盖本于此也。

    但后世儒生还是担心人们会因“筮”而“疑丘”，于是将“筮”与《周易》经义悄悄地分离开了。如《汉书・艺文志》将《周易》经文的训解放在五经榜首的“凡《易》十三家”中，而其谈“筮”的内容则进了“蓍龟十五家”“杂占十八家”中，被排在“历谱”“五行”之后，地位大大地下降了。重要的是，从两汉至明清这种分法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只有宋代的朱熹独具慧眼在其《周易本义》中，通过解《易》而大大提升“筮”的地位，还《周易》卜筮之书以本来面目。但因人们已相沿成习，故虽然朱熹作了努力，但亦未能使《易》回到“幽赞而达乎数”的“象数”本义上来。

    因此我们今天治《易》所说的“象数”与“义理”，其“象数”已非前文所述“龟，象也；筮，数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象数”，而“义理”如前所述，跟随着孔子地位的升高，《彖》《象》《系辞》《文言》等十篇解释《周易》经文的文字，也成为《周易》的重要内容。据今日所见的经典资料考之，至少东汉末年人们已经以卦象来解释此十篇文字，于是《易传》十篇的文字也统统皆由“观象系辞”而来，这实在不能不使人生疑。

    对比今、帛本《周易》经传，今本《系辞》“易有太极”，帛书《系辞》作“易有大恒”，今本师卦上六爻“开国承家”，帛本作“启国承家”，竹书作“启邦丞蒙”，由此可知今本改“大恒”为“太极”、改“启国”为“开国”，乃是避文、景二帝的名讳，帛本改“启邦”为“启国”是避高祖名讳，故帛《易》当抄于汉高祖之时或之后，汉文帝之前。由今、帛本《系辞》两相对比，许多证据表明今本乃是在帛本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据此，我曾指出，《系辞》《彖》《象》《文言》等《易传》内容可能起源较古，但今本诸篇的文字应基本修正完备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或稍后。起码今本《系辞》的完备定形，应在这个时间段内。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这一推断，《史记・太史公自序》日：“太史公日：‘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文中提到要“正《易传》”，无论此“正”字读“整”还是读“正”，总之是说当时的《易传》还不够圆满完备，尚需司马迁来完成“正”或“整”的工作。司马迁同时又讲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可证司马迁当时所见《易传》中当有“五行”，这正与帛本《易传》相同，８

   万方数据

而今本《易传》诸篇中已无“五行”矣！司马迁随后又说：“故《易》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日：‘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文中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并不见于今本《易传》诸篇，而“臣弑君，子弑父”一段文字，今本《文言》中有之，但文字亦有不同。另外，如《说苑・敬慎》：“《易》日：‘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又说：“《易》日：‘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盐铁论．，遵道篇》：“文学引《易》日：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人于地’。”直至东汉，由《说文》中所引“《易》日”之文看，仍有未收入“十翼”者。可证当时有许多释《易》传本，并不统一，武帝立五经博士后，《易》成为官学，人们可以由此而求取功名，为了统一取舍标准，于是这些不同的传本都被统一成了一个完备的官方定本，此恐即司马迁“正《易传》”说法之由来也。如此之晚才定型的今本《易传》诸篇（起码是今本《系辞》传），在当时尊经崇道的政治气氛下，被汉人视之为“三圣”之一的孔子的手笔，因而其字字句句亦必与经文之卦爻辞相等同，亦为“观象系辞”而来。可见，到东汉时对《易》的注释，至少是以象解释《易传》的工作，就已走向歧途。

    以上是笔者以出土易学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来研究孔子与易学的关系及《易传》具体修订成书的时间。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时王国维先生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由此也可见，出土文献的研究其意义不能说不重大。随着研究的深人，简帛易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易学研究的制高点和新热点，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恐怕今后的经学史也将因此而改写。

    如上文所言，在《易》的核心价值由“史巫之筮”向“观亓德义”的转移中，后世儒生担心人们因“筮”而“疑丘”，于是将“筮”与经义悄悄分离了。在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申【保存下来许多汉代易学资料，其主要为东汉诸易学家所谈之象数《易》文字，其中尤以马融、苟爽、虞翻注《周易》的文字较为完备，由其注经注传的文字以及后人的研究文字所形成的汉人象数《易》，其“象数”的涵意已经与最初的象数绝不相同矣！但因人们已相沿成习，故我们仍依汉魏以来直至明清所形成的汉人象数《易》研究内容来界定今日的象数《易》，而将占筮研究内容仍归人“术数”集中，以从先儒之分类。而早期的“术数”与“象数”及至汉代的“方术”，其研究内容基本上相同，如前文我们引《左传》僖公十五年中所云之“象数”，即有《汉书・艺文志》中所云“史、卜”之职的内容。考之《后汉书・方术列传》：“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这些“方术”的内容，大多可在《史记》或《汉书・艺文志》之“术数”类中找到。而汉时的“术数”或“方术”之士，亦皆精于经学的研究。《汉书・夏侯始昌传》云夏侯始昌“通五经，以《齐诗》《尚书》传授”，然而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汉书・京房传》记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书・翼奉传》云翼奉“治《齐诗》”，但又“好律历阴阳之占”。《汉书・李寻传》云李寻“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李寻有言：“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此说对今人解读战国楚简之“大一生水”及苟爽注《易》之文“乾起于坎而终于离”，有极大启迪。而《后汉书・方术列传》中介绍诸方术之时，亦多有“韬含六籍”“’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者。汉初田何传《易》，有“今义”与“古义”之分，所谓“今义”即“观亓德义”者，它“极大限度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思想会通，使其诠释在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②而田何所传与周王孙的“古义”，

   ①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３页。

   ②林忠军《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总序》，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

   万方数据    ９恐即所谓“史巫之筮”，亦即孔子所云“吾百占而七十当”者，故“术数”与“方术”附《易》的内容，孟、京《易》中言灾异的内容及《易纬》中的一些内容，恐皆属汉初田何所授予周王孙的《周易》“古义”的内容。《易纬》中的《稽览图》《通卦验》多讲“卦气”，足证其与孟、京之学的关系，故当时的一些著名“术数”与“方术”家皆精于《易》，盖源本于此也。

    后来“术数”之学，“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破碎而难知也”（《汉书・艺文志》语）。《汉书・艺文志》又于“五行家”中进一步阐述“术数”之学如何进一步“渐以相乱”：“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其法亦起于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渐以相乱。”故自汉人始，“术数之学”已“渐以相乱”，从而导致“道术破碎”矣！至清代，“术数”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六类，今人于“术数”的内容，大致分三类：第一是长生类，有养生术、医药类、气功类、炼丹术、房中术、服食术、辟谷术等；第二是预测类，有卜筮类、易占类、杂占术、择吉术、三式术、占梦术、测字术、堪舆术、占星术、占候术、相人术、算命术等；第三是杂类，有幻术、招魂术、禁咒术、巫蛊术等。但狭义的术数，主要指以上的第二类。

    如果将古人对《周易》的研究分为“术数《周易》”和“经学《周易》”的话，那么，“术数《周易》”，在文化的演变上，既是术数的源头，又是“经学《周易》”的源头。所以，“经学《周易》”在今日虽主要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术数”虽主要为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但二者都无法忽视对早期“术数《周易》”的研究。有趣的是，２０世纪以来，《周易》研究依旧如两千年来的历史选择，“经学《周易》”、“哲学《周易》”为学者研究之正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而“术数《周易》”的研究，虽逐步得以恢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有关筮法、风水、相法、奇门、六壬、八字命理等方面的著作付梓面世的越来越多，但统观这类著作，仍多有“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者，真正能对“术数”学涉流探源、采华取实者有，但为数不多。

    在综论２０世纪易学研究的整体面貌之后，还需特别说明的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台湾的易学研究作为中国易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颇为引人瞩目的。高明、屈万里、李汉三、胡自逢、程石泉、黄庆萱、高怀民、戴琏璋、徐芹庭等以《易》名家者的著述，以及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大师的有关易学论述，皆极最具代表性。陈立夫、黎凯旋等所创办的《中华易学》杂志，张廷荣所创办的《易学研究》杂志，包括他们的讲学，对台湾易学的普及与弘扬，都做出了特殊贡献。

    ２０世纪，已成历史。研究历史，便涉及“文献”的问题。但是有了“文献”并不够，还需有健康的“文献学意识”。特别是历经“文革”思想真空后，人们对“文献学意识”甚为淡漠，几不知为何物。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的文章受“文革”影响而多和“左”的思想有关，基本无文献参考习惯，大都是独自抒发一己之见，且言之凿凿。殊不知，早在清末民初一些相关的研究，就已远远超过了其学术水平。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生活的步伐越来越快，整个社会透发着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在科研领域，许多研究人员难以沉下心来进行研究，尤其是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评定职称挂钩后，大量论文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这些“高产”之作，多是将前几年同类研究文章机械整合拼凑，形成不痛不痒之论。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的“无文献学意识”，还有情可原。９０年代，“二手文献”泛滥，并漫延至今天，此种“伪文献学意识”更加令人忧虑。有鉴于此，我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纂《百年易学菁华集成》，一是对百余年的易学研究作一个回顾与总结，为下一步撰写２０世纪易学研究史作好文献资料上的充分准备，二是对后人有关２０世纪的易学研究提供文献借鉴之便利，集ｔ中展示各专题已有之优秀成果和研究高度，消除不良的“伪文献学意识”，以使今后易学研究在已有优良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前发展，而不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尽管我们努力使《集成》的编选尽量精萃，但卷帙浩繁，仍难保无“伪文献者”入选，还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