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为一本奇书，他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周易对中国道德的关注，从书中体现的道德和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礼记·经解篇》曰 :“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 洁静精微, 《易》之教也。”在《周易》中, 以“卦”的方式溶入对道德的关怀, 可谓“洁静精微”也。在《周易》的哲学模式中, 对道德关怀出之于对“人心唯危”的关切, 因此, 在“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形而中的形式上坚持“允执厥中”之心法, 在繁复的用“中”的基础上,⑽ 在其大量的卦爻词中, 赋予以卦爻词道德关怀下的行为方式中的意义,高度的体现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 ”⑾忧患者何 ? 人性之“灭天理, 兴人欲”也, 人性之恶也。“是故, 履， 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 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⑾由此可见, 上述的卦名所赋于的道德关怀下的行为方式中的意义是相当明确的。由“卦”产生的人学──道德关切在人性与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下实现统一, 所以, 赋予道德意义上的卦名是为必然。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⑿。“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⒀。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⒁, 大量的此类修辞, 在《周易》中随处可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 性也”一句,⒂ 如果以语言对应的形式则有“反之者, 恶也”, 这就是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对时空的互化的体认, 使用“卦”的形式性提示人的行为能“中行”。因此, 不能行之以阴阳以顺其道者, 必为恶之发端, 也就是说, 不遵循一阴一阳之道而为之者, 必遭恶果。因此, 《周易》的道德关切是对应和中的哲学思维生成的必然结果──在道德论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中规范出人的行为方式。可见, 《周易》不但指出了“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 而且指出了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正确的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循道而向善的必然性之路。

《周易》对道德的关切反映出儒学的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原则。如果说以《大学》、《中庸》的具体形式阐明了儒学的方法论, 那么, 在《周易》中以大量的卦爻词赋于以道德的关切, 除了用“卦”所反映出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并由此与道德关切统一而外,可能没有比这些更能说明《周易》对道德的关切是出于“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 ”的反思了。

《周易》对道德的关切显然出于对人性的关注, 在儒学看来, 既然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 人对自己所能采用的方法论除了进德而修业之外, 任何离开形而中的本体条件去做事, 都不会达到与自在统一的目标。因此, 《周易》对道德的关切是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的, 但是, 由于中国哲学缺少外化的形式化的哲学形式, 因此, 对《周易》的哲学及中国哲学没有形成自为而自在的原理, 使后世学者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甚或抹杀儒学及《周易》对道德关切的重要意义, 这不能不认为这些应成为当代学界需正本清源的重要任务之一。

厘清了《周易》对道德的关切的形而中原理, 再结合《大学》、《中庸》对修身进业──修齐治平的方法论形式, 我们可以理解儒学道德方法论是有本体论之根据的。这使我们反思西方哲学中最重视道德的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是基于对本体的不可知论, 所以人的行为方式只能先验的以道德作为依据。而在儒学看来, 其道德方法论是以人的形而中的本体作为依据的, 显然, 儒学道德方法论与重视道德的康德哲学之比较, 更显出儒学哲学的重要。所以, 《周易》对道德的关切的形而中哲学原理将对人类的哲学革命作出重大的贡献。

《周易》哲学的道德关怀使我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 即在《周易》的大量的卦爻词及经传中对道德关怀之论述究竟表明了怎样的一种哲学理路。笔者认为, 《周易》哲学的道德关怀是与形而中论的对应和中的哲学原理统一的, 是与道统心传统一的, 是与儒学执两用中的哲学统一的。我们一但在哲学上发现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自在的系统性, 难道我们还能对《周易》哲学的道德关怀与先秦儒学的统一性、先秦儒学与人性的统一性表示怀疑吗? 即使没有所谓的《尚书·大禹谟》中的道统和心传, 那么, 《周易》的哲学模式即“形而中者谓之卦”的思维方式难道不是在证明主体的形而中性吗? 即使没有《周易》的形而中思维方式, 那么, 《中庸》和《大学》的方法论所标明的主体的可操作性难道不是在证明“允执厥中”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吗? 即使上述的一切理论形式都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没有孔子儒学思想的出现, 难道我们还不能在人性与历史的统一性、人性和社会的统一性、人性和社会架构及行为方式的统一性中看到人类对道德关怀的失落所产生的问题之严重性吗? 在这样严峻的形式下,难道我们不应得出与道统心传、 《周易》的道德关切及《中庸》、《大学》中的一样的方法论吗? 所以, 从当代的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不感佩古代先哲的智慧,并为其“一以贯之”的搏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而为之骄傲。

因此, 问题表明, 不是中国只有道德学而没有哲学, 或者没有自成体系的哲学⒃, 而是中国的哲学由于是以形而中的方式── 内化性的自在于方法论之中因此没有形成外化的哲学形式。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外化表明, 中国哲学及儒学哲学以《周易》为体, 是自成体系的。因此, 《周易》对道德的关切是以自在的方式存在于《中庸》和《大学》之中, 并因儒学哲学对人成其为人的具体方法与《周易》本体的统一、从而与人的形而中自在的本质性统一, 将使儒学哲学在当代重放异彩。

我把人类的哲学系统以附表的形式作一说明, 显然, 人类的哲学将在哲学的形而中论中得到回归, 并使人类在自在的时空方式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

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知识积累及丰富的经验, 在以西方哲学的终结从而表明西方文化中心论行将终结的当代人类文化进路中, 《周易》哲学的道德关怀、道统心传、《中庸》、《大学》所代表的儒学哲学将对人性的回归发生重要的作用。人的存在无非是人性的表现形式, 而人性的形而中性所导致的形而上性或形而下性都是人性的必然, 我们已在西方文化中看到人的形而下性在完成科学知识形式后的终结, 我们也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看到人的形而上性所产生的圣人──对形而中性的认识和超越而实现的终极关怀。即然人存在的形而上性或形而下性都由人性的形而中性所导致, 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能在对形而中性认识的前提下, 完成自己的形而上性呢? 而非要如西方文化那样陷入形而下性而不能自拔呢? 人的形而中性的本质性表明的人所能实现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形而上之路, 在中国的道统文化中早以披露无疑, 尤其是孔子所创的儒学和老子所创的道学更对终极关怀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使人类的行为有道可循。可以认为, 当人类终于以其明析的哲学观理解了形而中论之后, 就会感叹中国文化的伟大, 并以能生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人类的哲学理路表明, 人类文明的路向将在形而中论的理路中向中国文化回归, 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将在下一世纪之初就将会看到人类对中国文化逐渐高涨的热情, 人类社会的大同已为时不远, 中国当代的学术研究应为此做出必要的准备。